高敏股市怎么加杠杆，出生于1970年。出生在四川自贡，是一个典型的四川姑娘。在当时，四川还是个经济不发达、交通堵塞的偏远小城市。谁也不会想到在这样落后的小地方出生的高敏后来会成为一个时代的人人称赞神话。
狄波拉是70年代香港著名的港星，她的一生坎坷波折，从小便是一个弃子，一场香艳的裸戏让她"一脱成名"，又曾是赌王的舞伴招来很多风言风语，更有甚者说谢贤的儿子谢霆锋是赌王的私生子。但狄波拉面对纷飞的流言总是不卑不亢，她和谢贤的恋爱更是充满波折，两个人如同欢喜冤家，耐人寻味。
1981年的夏天，突尼斯城的一座大宅里，两个男人面对面地坐着。一个四十不到，仍是小伙子相貌，方脸，斯文得像一张薄纸；另一位则是有家有室、年近半百的男主人，一头卷曲的黑发，略有些发胖，目光总是温和而伤感。房间里有个特大泳池，还有一架特别大的钢琴，男主人说几句话，就坐到琴边，弓着腰，摇着卷发，狠狠地弹上一段。
他们一看就是典型的文化人，腹有锦绣而体质欠佳。两人都是暂住于此，只是年轻人——一位名叫马哈茂德·达维什的巴勒斯坦诗人，不久就要去黎巴嫩，去接受一项棘手的工作——巴勒斯坦民族解放组织的文化部长。彼时，巴勒斯坦人是一个失去土地的阿拉伯民族，1948年夏秋，以色列经历了一场战火后，在他们世代居住的土地上建国，很多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1960年代，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阵线在亚希尔·阿拉法特的领导下成立，他的组织从约旦来到黎巴嫩，决定以贝鲁特为根据地，逐渐展开行动。
达维什是文人，家园丧失、乡愁绵绵向来滋养他的诗歌，使他成名，现在，他却要为巴勒斯坦人的“事业”贡献力量了。而他的朋友，那位年长些的男人，与达维什的去向相反。他是爱德华·W.萨义德，一个热爱黎巴嫩和贝鲁特的美国教授，现在却不得不离开那里。
从1963年起，萨义德就被哥伦比亚大学聘为教授，70年代他在学界确立了地位，1975年出版的《开端》、1978年出版的《东方学》都是他的名作。贝鲁特是他这些年中频频造访、来度寒暑假的地方，这里的美国大学也会邀请他做各种讲座，他把住宅安在了大学的隔壁，开门就是参天的棕榈树和气势恢宏的学校建筑。可也正是这些年，黎巴嫩的内战持续升温，尤其是阿拉法特和巴解组织的到来，在混乱中又点上了一把火。
话语的权力
萨义德深爱贝鲁特，这座城市有着壮丽的自然和人文景观，且能包容各种对立的生活方式和信仰。但他自己是有政治身份的——他不仅是巴勒斯坦人解放事业的同情者，而且是支持者。他没有体会过流离失所的状态，可是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后，他成了一个涉足政治的学者，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开始用“我们”而不只是“我”来思考问题和谈论现实。“我们”是指阿拉伯人。在“六日战争”中，以色列的军事力量对阿拉伯邻国——主要是埃及和约旦——发动了打击，并夺回了之前在约旦掌握之中的耶路撒冷。萨义德于1970年写道：“我们”“正在遭受鞭笞”，然而阿拉伯人对抗以色列所需要的民族主义，却迟迟无法真正凝聚起来。
巴勒斯坦人本来是阿拉伯民族的一部分，可他们却始终在流亡，在萨义德看来，沙特、埃及、约旦、叙利亚这些阿拉伯人的国家都没有真正关心过他们的处境。萨义德的政治评论的特点是始终看重“话语”，因为他早早意识到，巴勒斯坦人困境之源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他们没有被“视为”一个民族，他们自己也缺少叙事的出口，无法讲出自己的故事，并被世人，尤其是那些在国际上拥有强大政治影响力的国家的人们所听到。一个没有自己故事的民族，当然顶多只能是“一群人”而已。
相反，那些一心一意谋求建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是特别善于建立自己的民族叙事的。1917年时他们赢得了英国的支持，一份《贝尔福宣言》授予他们在巴勒斯坦地区“定居”的权力，而英国是当时那块地方诸事务的决定者；50年后，以色列又得到了美国的支持，他们的空军是美国人武装起来的。
但武力只是事情的一部分而已。萨义德早在研究康拉德的时候，就对于话语在帝国征服史中的作用形成了清晰的看法。在《黑暗之心》这篇发表于1900年的小说里，有一段话是这样讲的：
“对土地的征服，大多意味着将土地从别人手中夺走——那些人和我们肤色不同，鼻子比我们略扁一点——你若仔细掂量这事儿，肯定没啥光彩。能够补偿的，无非是观念。它背后有个观念支持；不是一种情绪上装装样子的东西，而是一个观念——你能把它培养出来，对它屈服，为它做出牺牲……”
这段话被广为引用。康拉德说出的是殖民时代的“底层逻辑”，他说，来自西方的白人除了武力和科技开路之外，还拥有一种更为重要的观念/话语武器：他们不把非洲大陆上的土著居民当人，连与文明人对立的“野蛮人”都不是，而是当他们为一些有生命的活物。凭着这种认知，他们无需接受在本土使用暴力时需要接受的“人道主义”方面的考量，而殖民行为也就顺理成章地合法了。
萨义德对康拉德的分析，几乎以一人之力（萨义德做的不少事都可谓“以一人之力”，例如“以一人之力开辟了后殖民主义学术研究的局面”）将这位出身波兰的英国小说家拔高到了一位文化英雄的位置上。在《萨义德传》的作者蒂莫西·布伦南看来，萨义德既然坚决地同情被殖民者，那么乍一看去，他应该厌恶康拉德才对，因为康拉德的“政治立场极为可疑”，在《黑暗之心》等作品里，他貌似是对西非原住民做出了极为不友好的、“非人化”的描述；但实际上，萨义德把康拉德视为一个“焦虑不安的见证者”，他从康拉德前半生的航行冒险以及后半生的写作中，看到了一种有关“人类灵魂的悲观观点”的形成。
从他的第一本书《康拉德与自传的虚构》，后面的《开端》，一直到《东方学》和《文化与帝国主义》，他都有大量的章节，激情四射地论述康拉德的作品，以及作品和人生的交织，而这几本书又同萨义德自己介入政治行动的人生交汇在一起。观念和话语，反映了文化也构成了文化，《黑暗之心》里的殖民者，利用支配性的文化来辅助其暴力，而在萨义德体验的现实中，文化记录也掩饰了权力的存在。1967年，萨义德人在美国，眼见美国媒体用怎样的话语来刻画阿拉伯人。他看到，只要对阿拉伯人实行充分的“丑化”，就可以无视他们的利益和诉求，正如昔日的白人殖民者无视原住民的生命一样。
毋庸置疑，在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的力量和阿拉伯人的力量完全不对等，前者曾去谋求爱因斯坦这样的人物的支持（尽管爱因斯坦没有明确表态），他们对美国人看待中东政局的方式有决定性的影响。萨义德在1967年前是与政治之事无关的，可在那以后就不同了。1969年，他写下了一篇文章：《被画像的阿拉伯人》。在其中，他一方面感慨了美国对阿拉伯人的粗俗的、贬抑性的刻画，另一方面又对阿拉伯人自己的问题做了初步的分析，他说，阿拉伯人没有形成真正的民族主义，以至于就连以色列人，都没把阿拉伯的民族主义的概念当一回事。
当然，这就是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阵线成立的前提：在“六日战争”之后，阿拉法特的组织，要使巴勒斯坦人能从失败的流亡状态下有所凝聚，要代表他们在国际上争取自己的利益，要使其成为一个“民族”。民族主义必须是有战斗性的，这个组织开始得到一部分（也只是一部分）阿拉伯势力的资助，打造自己的武装，创办各种机构，并招募巴勒斯坦裔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人士——诗人达维什就是这样的人选。但和萨义德不一样，年轻的达维什尚没有“我们”的意识，他还沉浸在专属于“我”的青春时光里。他沉浸在爱情之中，把许多诗写给他当时的一位名叫“丽塔”的以色列情人。
可正由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活动，达维什诗中的一些“涵义”引起了以色列方面的警觉。“六日战争”后，他成了政治可疑分子，被多次带去审问、拘禁，一时间，这位明明热爱爱情和咖啡、乐于享受岁月静好的诗人，被架起来去承担家仇国恨。正在萨义德写下《被画像的阿拉伯人》时，达维什离开中东，去了莫斯科，后来又去了开罗。不是在为“我们”——巴勒斯坦人争取什么国外援助，而仍然是为了“我”，为了一些个人的目的：他探索自己的阿拉伯文化之根，同时寻找一个能带着一丝乡愁、安心喝咖啡的地方。
最终，达维什也来到了黎巴嫩，来到了贝鲁特。这个曾有“中东瑞士”之称的国家，在1970年代中期正山雨欲来。涌入黎巴嫩的巴勒斯坦人遭到基督徒武装力量的激烈反对，叙利亚发兵入黎干涉推进“和平”，数年后以色列轰炸黎南部。
“我们”与“他者”
更多的历史细节此处不提。必须把重点放在这两位主人公身上。当1975年夏天贝鲁特爆发内战时，萨义德正在斯坦福大学的行为科学研究中心写《东方学》，收到的同行来信莫不问候他在黎巴嫩的家人。《东方学》中大量描述了从19世纪以来，西方对东方的漫画式描述，“欧洲在历史上进行的事业”，就是把东方刻画成“他者”，因为西方人认识到知识即权力，要在话语中，将东方的本质、东方真正内在的特征认定为仅有一种。在“我们”和“他者”之间做出了区分，就意味着能够对东方做这种简化的描述。
智识上的追根溯源终归使身处现实政治中的人感觉“隔一层”，但另一方面，一旦这智识冒险触到一些“政治底线”层面上的认知，一位纯粹的知识分子、纯粹的写作者，又会遭遇不次于政治中人才会遭遇到的人身威胁。在1979年和1981年相继出版《巴勒斯坦问题》和《报道伊斯兰》后，萨义德遇到了最猛烈的攻击，他毫不意外地被美国的大众媒体如《纽约时报》视为巴解组织在世界上的代理人。萨义德认为自己的本分就是耕耘理念，理念“比军队、武器和土地更加有力”，他要为“我们”构建“我们自己的观念”以对抗通行于世的、有利于犹太复国主义叙事的观念。
然而，在萨义德生平留下的每一张成人肖像照里，都能清楚地看到一缕浓重的伤感。那是最真实的。他的传记作者写到，即使在他思想、创作和名誉的巅峰期，在他以一人之力，雄心勃勃地以书写来破解“盘根错节冠冕堂皇、不可撼动的犹太复国主义神话”的时候，他也终究为自己坐守书斋而不安。1975～1982年，对巴勒斯坦人而言，是一段在耻辱的伤口上继续撒盐的时期：位于黎巴嫩南部、俨然已有“国中之国”形貌的巴勒斯坦难民营，多次被来自北边和南边的敌人血洗。难民营距贝鲁特仅40余英里，当1979年8月一场屠杀发生时，身在贝鲁特的萨义德，感到自己写关于康拉德和斯威夫特的文章，不闻咫尺之外的事，就是一种“共谋”。
他最大的支持者源于第二段婚姻，他的岳母支持他去阐明那些只有他一个人能够阐明的事情，以展示“阿拉伯思维”的优秀而使以色列人折服。在理论耕耘上获得的突破，一直与生命安全上的严酷威胁相伴随，这种威胁先是源于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人，后又来自认为他过于软弱，只敢以纸笔为战、不赞成巴解组织武力行动的人。再后来就是疾病。萨义德1999年发表的自传《格格不入》，就是在获悉身患恶疾之后起笔的。这本为他在文学世界收获巨大反响的作品，为这位文学学者圆了一个文学创作的梦想，就如同当年文学批评家罗兰·巴尔特用《恋人絮语》满足写小说的愿望那样。
他希望建立一种巴勒斯坦叙述，更看到了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的共同点：他们都是流动的，有着在其他民族间生活的悠久的历史。那为什么犹太复国主义可以成功，巴勒斯坦人同样为建国而战斗，就不能得到机会呢？他凭着写作（教学时则将政治隔除在谈论之外，因此在哥大的教职是他的经济保障，也是他“享受文学”的主要方式之一）一个人冲在一片话语和智识战场的最前端，他当时的状况，很像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的加缪：加缪在向阿尔及利亚的混战各方吁请和平的时候，是把他的母亲和其他家人牺牲在极端分子的炸弹威胁下的，为此加缪才在1957年底说出了那句“当正义威胁到母亲，我要捍卫母亲”的话；同为公众人物，萨义德在贝鲁特的家人也暴露在仇敌的枪口之下——仇恨的来源甚至都不能确定。
因此，1981年夏，萨义德把他的家人带到了突尼斯居住。达维什便时不时地去那里看他。二人说了些什么无从得知，但是两人的心境不同，是可以推测的。萨义德心已冷，将独自写作，达维什也并非不知危险，他的好几个黎巴嫩朋友，都已死于持续多年的内战；可他已然接受了巴解组织的委派，要去为“我们”做点事——主要是编一本杂志。
和萨义德的独立身份不同，达维什同这个组织捆绑到了一起。但他依然具有一个文化人的本色。巴解组织为集结巴勒斯坦难民营而建立“国中之国”，将一些路段封锁起来，过路的黎巴嫩人，竟然要在自己的国家接受身份检查。达维什有一次目睹此况，写道：我觉得很羞愧，以色列人征服了我们的土地和人民，现在我们割据了别人的土地，把那里的人变成了二等公民——我们正在犯一个错误，黎巴嫩人是要恨死我们的，而且以色列人也不会漠然旁观。
1982年6月，以色列军队越过以黎边境，把贝鲁特团团围住。达维什坐在露台大玻璃前喝着咖啡，眼见耀眼的阳光下，以军坦克的炮口从街巷之中冒了出来。他和巴解组织的人很快都走了，离开了黎巴嫩。又过了一年，萨义德在暑假时到突尼斯，见到了流亡在那里的阿拉法特。这些人依然有着部落式的习俗，即便无所作为，也不能失掉身为“酋长”的一些“体面”感。萨义德完全失望，也不知道自己可以干点什么。
用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的话来说，萨义德早就明白自己投身的事业是无望的，他只是坚持要去做而已。阿多尼斯如今已年过九旬，他早年就拒绝过萨义德的邀请，不肯参与一些集体性的政治发声。1999年，萨义德以累病之躯艰难完成了《格格不入》，这时的达维什，正陪同阿拉法特重返1982年逃离的贝鲁特。17年里发生了多少事，但贝鲁特不会忘记当初的“国中之国”，以及随之而来的炮火和杀戮。达维什在贝鲁特的美国大学——萨义德曾在这里受聘讲学多年——发表演讲，开场白是这样的：“黎巴嫩的人民，请允许我们爱你们。要是不允许，我还是要说‘我爱你们’，说完我就走。”
《萨义德传》
[美]蒂莫西·布伦南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99读书人 2023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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